“司法机关不应在记者揭露问题时，启动对记者的调查，否则很容易形成打击报复。哪怕这个记者真的有问题，但为了保护舆论监督，为了一个更高的、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可以牺牲一些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整体社会的民主进步，必要时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过错或犯罪。保护记者舆论监督的权利，其意义远远大过追究某记者收受多少好处。”

这段话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的，出自5月25日《中国青年报》。如果蔡定剑的建议能够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并最终成为司法规则，那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保护舆论监督的名义下，违法犯罪的记者有了一定的豁免权。

笔者是一名记者，但这样的建议并不让我感到高兴。记者成为高危行业，正一步步成为现实。这其中，有权力打压舆论监督的原因，也有记者自身不够检点的因素。舆论监督的权利，当然需要保护，但将赋予记者豁免权作为实现路径，则开错了药方，并让人感到某种危险。

第一，记者豁免权，违背法治。

办案除了要依法，还要讲究办案效果，这没错。立案、抓人的时机选择，对有立功表现等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包括记者)的宽大处理，司法机关都有一套操作规则。然而，一旦从事舆论监督成为对记者网开一面的理由，并最终成为司法操作规则，则法治危矣。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利益”而对违法犯罪的记者网开一面，记者将事实上成为一个特权阶层，这背离法治。

舆论监督权事关社会民主进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就一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权利是不是就高高在上，没有别的价值可以和其等量齐观，恐大有疑问。如此，既然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可以豁免，从事同样“神圣”工作的人要求同等待遇，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理由是什么?

第二，赋予记者豁免权，真能“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

记者揭露问题，被监督者运用公权力打击报复，这种现象的确并非个别。对于以莫须有罪名追究记者的责任人，必须坚决惩治。但在某些案件中，记者自身不干净也授人以把柄。舆论监督要走出困境，需要规范权力，也需要记者自律。

记者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自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舆论监督要有好的效果，媒体的公信力是必要条件。然而，排着队收封口费等事实表明，至少部分媒体人身上，少了必要的职业操守。这样的现实下，对记者网开一面，舆论监督会走向哪里?

第三，关于“更高的利益”。

作为上层建筑，法律以维护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归宿。所以，虽然给记者豁免权违背司法平等，但如果真能如蔡定剑所言，可以推动“整体社会的民主进步”，那么，通过立法确立这一权利，似也未尝不可。问题恰恰在于:这样做，牺牲的将不是“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也将沦为空谈。

从去年开始，记者受贿案一次次刺痛公众神经:先是山西“封口费”事件，接着央视女记者李敏被抓，最近则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受贿案进入审理程序。如果李敏、傅桦不被抓，通过他们的报道，可能会揭出某个黑幕(仅仅是可能);因为他们被抓，黑幕可能要被掩盖一段时间(也仅仅是可能，因为如果确有黑幕，媒体不应因他们被追究而放弃追踪;负有查处职责的机关，也不都跟被监督对象穿一条裤子)。然而，即使这些都不是“可能”，而是事实，我们恐怕也难以作出揭开那些黑幕就比放纵记者受贿价值更大的判断———一个行业，当它如此重要，以致需要用违法犯罪豁免权保证其权利实现的时候，这个行业的丑闻，将具有多大社会危害性?放纵他们，失去的岂止是“一些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最后一个问题:记者收钱，该不该进入刑法视野?

在《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林维教授、律师田文昌都对记者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作出否定回答。他们结论对错，姑且不论，但这种探讨无论对现在还是对未来，都是有意义的。然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泽的说法，却颇令人不解。他说:“不是说记者收钱是应该的，它不应该进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而属于行业自律的范围。”

有些危害行为，民事处罚、行政处罚甚至行业自律就够了，有些行为则需要动用最严厉的刑事处罚。用来区分二者的，并非行为方式，而是由行为“力度”大小所决定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只要社会危害性足够大，没有什么领域可以成为刑罚的禁区。

就记者收钱而言，如果田文昌等人的说法成立，记者不是受贿罪适格主体，那么，司法机关就不能以受贿罪追究他们;如果记者收钱不符合任何一个刑法条款所规定的犯罪构成，那么，哪怕他们的行为有再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追究，这是罪刑法定的要求。然而，必须明确的是:不追究，不意味着不应该追究。如果放纵是因为刑法的网织得不够密，那么，尽快完善刑事立法就是必需的。

刑法规定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均可成为这个罪的主体。既然在一些人眼里，记者行业重要得无以复加，那么，记者收钱的危害性，该不比企业人员收钱小吧?别的行业收钱都要刑事追究，唯独记者收钱却只能行规管，这符合逻辑吗?